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汪兆骞 口述 张玉瑶 整理
我不是偶然想写李叔同的，是跟他有机缘。我历来不相信宿命，但我独信机缘。我生在天津，住在意大利租界，上的是天津第二中心小学，学校离我家很近，是由一个大佛寺改的。这大佛寺跟李叔同他们家有渊源，李叔同父亲李筱楼（注：李叔同父亲李世珍，字筱楼）去世的时候，就请寺里的高僧到家里去念《金刚经》。李叔同偷偷在一边看，对他后来影响特别大。
我们学校的斜对门有一条街，不宽，紧挨着海河，名叫粮店后街，六十号就是李叔同故居。从学校往北走一点，进了那条街，也就百八十步，就到了那故居，所以我说是一箭之遥。更巧合的是，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曾经和李叔同有过交集。李叔同后来带着全家移居上海，母亲在上海去世以后，他回天津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式葬礼，喝咖啡，送面包，弹钢琴，当时我们这个语文老师正好跟着父亲去参加了葬礼，就与他见过面。记得是小学二年级，当我们唱《送别》的时候，唱着唱着，老师突然特别高兴地告诉我们，说他认识写歌的人。我们同班还有两个同学，是叔侄俩，跟我一般大，是李叔同的远亲。他们都还住在那个大宅院里，老师一讲李叔同，他们马上就说知道。老师看我们都感兴趣，就经常带着我们到那个院子里上课，参观李叔同曾经住过的地方，看他们家的书房、藏书楼之类。天津解放的时候，他们家把东西捐的捐卖的卖，成了大杂院了，很多东西没有了，但是房子院落尚存。那院子是非常讲究的，田字形，占地大概有好几亩，我印象很深。
高二时，我从天津转到北京六十六中，语文老师叫林逸君，福建人，是林则徐后裔，她的丈夫虞愚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家、因明家、诗人和书法家。林老师的女儿也跟我同班，我又喜欢文学，所以老师就经常把我带到家里去辅导作文，我便与虞愚先生熟悉起来。他那时50多岁，诗写得很好，书法继承了李叔同的衣钵。上世纪30年代，他从厦门大学毕业以后，就追随了李叔同，李叔同邀请他到寺庙里当老师，他便拜李叔同为师。
小时候，因为老师经常给我们朗诵李叔同的诗，讲他的故事，就觉得人家年纪那么小就是天才神童，不免很感兴趣。长大了，见到他的弟子也是大学问家，就更佩服。后来我就师从虞愚先生学书法，对李叔同的印象就尤其深了。
前几年，完成《民国清流》七卷本后，我赠书给邵燕祥老师，我们俩是师生关系，他经常勉励我。他和夫人请我吃饭，席间突然跟我说，可以考虑写一本李叔同传。我说我对佛没有太多研究，材料也不多，写不了。他说，李叔同很超脱，对自己身后的毁誉不在乎，但我们作为后人不能忘记这位曾经很有名的、对中国现代文化尤其是现代教育起过重要作用的人。我听完很感动，说考虑考虑。
《李叔同传：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》，汪兆骞著，现代出版社
完成《文学即人学：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》《启幕：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》等创作计划后，我觉得应该完成邵老师的嘱托。正好疫情暴发期间出不去，我就开始读有关佛学的经典，用了大概半年时间，大体上基本都有了了解，便决定动手来写。没想到写的时候挺顺利，今年5月基本就完稿了。大概20万字，“风华才子”一半，“云水高僧”一半，完成了这样一部中国文化人的传记。
我既写了李叔同作为才华横溢的才子的艺术成就，也写了他作为云水高僧的对佛律的那种遵守和虔诚，但不是要把这两部分分开写，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写。他和普通的僧人不一样，一般僧人求的是来世，对现实生活不再那样投入，但是李叔同不然，他始终关心着苍生百姓。他有一点令我们特别敬佩的是，无论是当才子还是做高僧，他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年轻时他揭露晚清的腐败和外族对中国人的戕害，就此写了很多诗歌和文章，入佛门后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他依然用讲经的方式宣传大家团结起来抗击日寇，像信佛一样笃信中国必胜。他信佛的时候，对众生非常悲悯，看到了很多受苦受难的人，想办法去提供他能做的帮助。这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，所以我把他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泛着人性光彩的文化人来写，不拘泥于两界，这是我这部书区别于其他传记的一个特点。
1907年李叔同留日期间，出演《茶花女》主角玛格丽特（左）
从风华才子到弘一大师，我没有太着重写他为何出家，虽然这是大家争论的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材料，他自己也没说过，所以我们就谜团留给后人。但李叔同奔向佛门，绝非因为消极，而是带着人生的某种积极性，寻求更高的境界。他这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。他入佛以后，研究律学和戒学。这些是给僧人们定的规矩，但是过去不严格遵守，所以佛界会出现许多问题，和俗世牵扯不清。而他严格律己，以身作则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律师（注：讲戒律的僧人叫“律师”），在佛学上做出很大成就。他那么受爱戴，那么多学生都想供养他，但他除了买纸笔这些必需的东西，其他都拒绝，过着最平淡的生活。他曾经是天津首富家的阔少爷，而今自甘穿着草鞋，就这一点，是值得人们敬佩的。
在书里面，我写了很多关于李叔同感情的内容。他和结发妻子俞氏结婚是母亲给他做主，没有爱情。到了上海以后，他的文学活动很多，上海文人习惯聚会的时候请交际花来作陪，和青楼有扯不清的关系。李叔同确实和很多妓女、名伶、交际花等过从甚密，而且为她们写了很多诗。但一旦你读到他们之间这些唱和诗歌的时候，会发现李叔同绝不是一个逢场作戏玩弄女性的风流才子，他和她们是有着真实感情的交流，他尊重对方的人格，平等对待，没有下流和糟践的东西。
然而，李叔同到日本认识雪子后，把这些不良习惯都改了。我写了很多他和雪子的家庭生活细节，尽量设想一些美的、灵动的场景和对话。为什么愿意这样写，是因为我觉得雪子拯救了他这个放荡才子，功莫大焉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女人是冰清玉洁的，所以叫她雪子（注：李叔同这位日本妻子有雪子、诚子、淑子等多种说法），这是我创造的人物。她爱上了一个所谓“东亚病夫”国家的人，就算父母不同意也和他来到中国，且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移情别恋。后来丈夫要入佛，她不愿意，但拗不过丈夫心意，最后等于是被迫同意的。雪子后来离开了中国，没有回到东京，而是到遥远的冲绳买了房子住下来，独自生下李叔同的女儿，后半辈子就穿中国旗袍。日本侵华战争期间，她们没有参与那些所谓的支持“圣战”的工作，还一直惦记着已经出家的李叔同的安危。雪子坚持，她的丈夫是中国人，不能做对不起丈夫的事情。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我写她的时候是动了些感情的。
一般普通人看来，李叔同对文化的贡献特别大，在音乐、美术、书法、戏剧上都成就斐然，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启蒙者，相比起来，在佛界好像没有那么“光彩照人”。这个不好说。他是有钢铁意志的人，做到严格律己，给普世僧众做了表率，这里边有一些更积极的东西。他最后用四个字“悲欣交集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，这四个字怎么解释都能解释得通。悲，有悲悯的意思，要渡别人到更幸福的地方去。他去做了，这里面既有悲又有欣，修成了一种内心的喜悦。从表面当然也可以说，悲者，一切都舍弃了，欣者，最后终于修成了，达到了自己的圆满。
但弘一从不说圆满，他临终说，“天心月圆”。他是离自己的佛更近了，经由自我灵魂的升华，达到了他心之所向的最高境界。他身上兼蓄传统与现代、世俗与超越，在纷繁多歧路的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中，遥遥刻下一处印记，不管水流云度，他守定其中，在历史长河中昭示一种精神的归处。（责任编辑：张玉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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